幾百萬年前，由于地殼運動，導致部分陸地下沉，海水進入，形成了今天的臺灣海峽。
大約三萬年前，左鎮(zhèn)人從大陸經由福建遷徙至臺灣，成為了最早開發(fā)臺灣的先驅。
夏商時期，臺灣屬于九洲中的揚州，1624-1642年，臺灣先后被荷蘭和西班牙殖民者侵吞，淪為殖民地，至此，臺灣統(tǒng)一問題成了我國諸多朝代的歷史問題。
施瑯，作為清朝收復臺灣的一員名將，卻在成功收復臺灣之后，成了土皇帝，留下的遺產讓后代200年不愁吃喝。
判鄭降清
少年時期的施瑯厭文喜武，從小便隨老師學習劍術，年紀輕輕的他精通兵法，機智過人。
1637年，17歲的施瑯和弟弟因生活所迫，加入了鄭芝龍的隊伍。
自幼習武，加上精通兵法，施瑯很快便在鄭芝龍麾下嶄露頭角，得到鄭芝龍的賞識，成為了鄭芝龍的貼身侍衛(wèi)。
清朝順治三年，清軍南下，鄭芝龍受同鄉(xiāng)蠱惑，決意歸降清政府，以保家產和爵位，奈何清政府招降是假，滅殺是真，鄭芝龍不聽兒子鄭成功的苦勸，最后落得不能善終的下場。
鄭成功為了報仇，決意召集父親舊部，東山再起，這其中也包括了施瑯。
鄭成功十分賞識施瑯的才華，任命他為左先鋒，任何作戰(zhàn)事宜都會聽取施瑯的建議，施瑯的軍事才華在追隨鄭成功的五年里，得到了充分的發(fā)揮。
施瑯雖然才華橫溢，但是因其為人從不阿諛奉承，脾氣暴躁，易沖動的個性，多次與鄭成功發(fā)生摩擦。
1650年，清軍攻陷廣州，施瑯和鄭成功就是否救援南明永歷政權的問題發(fā)生爭執(zhí)。
鄭成功主張南下救援，而施瑯則主張不救，奈何鄭成功執(zhí)意南下，施瑯只好隨從，結果損失慘重，一些平時看不慣施瑯的小人借機挑唆施瑯和鄭成功的關系，說施瑯是北斗第七星，功高蓋主。
至此，鄭成功對施瑯的信任大大打了折扣，開始處處防范他。
1652年，鄭成功為了保全一名叫曾德的部下，拘押了施家父子，施瑯在羈押途中逃跑，這一舉動激怒了鄭成功，他下令殺了施瑯的父親和弟弟，至此，施瑯和鄭成功徹底反目。
逃出生天的施瑯，得知父親和弟弟被殺的消息后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投奔了清政府。
收復臺灣
作為當時清政府的統(tǒng)治者——康熙，十分看重施瑯的能力，任命他為討伐臺灣的主帥，率領清軍兩次出征臺灣，但都因遇風不順而作罷。
施瑯被暫時調回北京任內大臣，但他一直都沒有放棄收復臺灣的想法，雖然身在京城，卻無時無刻不在關注著臺灣的動向。
1662年，鄭成功逝世，他的兒子鄭經繼位統(tǒng)治臺灣，在他治臺期間，明鄭內部以鄭經兩個兒子為首，各自結黨為政。
1681年，鄭經病逝，諸子爭位，臺灣局勢陷入混亂。
同年7月，康熙經大學士李光地舉薦，委任施瑯為福建水師提督，加太子少保銜，參加收復臺灣。
施瑯到達福建后，并沒有第一時間著手收復臺灣，他一面督造戰(zhàn)船，訓練水卒，一面向朝廷上疏，爭取“專政權”。
他借口“南風、北風時機看法不同，影響作戰(zhàn)”為由，上疏朝廷，要求將進攻臺灣的大權交給他一人獨攬，其他人不得干涉，包括官階比他高的總督姚啟圣。
他的這一做法，讓一路保薦他的恩人姚啟圣傷心不已，但傷心歸傷心，姚啟圣又怎能甘心就此交出出征臺灣的指揮權，在得知施瑯的做法后，姚啟圣連夜上疏朝廷，表達自己收復臺灣的決心。
收到施瑯的奏折后，康熙并沒有立馬應允，只是答應去掉一個巡撫，留下姚啟圣協同施瑯出征。
施瑯堅決要求專政源于兩方面的原因：
其一，之前在鄭成功手下因為兵權問題留下的陰影；
其二，施瑯為人比較好勝，心高氣傲，氣量狹窄，缺乏大將風度，無法與他人共事。
所以，此次攻打臺灣，他鐵了心要獨攬專政權，不惜以各種借口污蔑姚啟圣，也要向朝廷爭取獨政。
因為爭取專政權的問題，出兵臺灣的事情一直拖延到了8月，康熙無奈，只能召集議政大臣共同商議施瑯提出的專政權問題。
大學士明珠認為，施瑯既然堅決要獨自收復臺灣，想必是有了十足的把握，可以放手讓他一搏，如果非要讓姚啟圣同往，兩人在作戰(zhàn)部署上，勢必會產生不同意見，可能反而會導致延長收復臺灣的進度。
康熙仔細分析了明珠提出的意見，覺得有道理。
于是，便同意了施瑯的專政要求。
1683年6月14日，施瑯率領2.1萬清軍，戰(zhàn)船26艘，浩浩蕩蕩向澎湖進發(fā)。
施瑯指揮清軍，利用西南風的有利條件，采用多枚大炮對準一艘敵船的方法，對駐扎在澎湖的鄭軍發(fā)動猛攻，一舉將敵軍殲滅。
澎湖一戰(zhàn)，殲滅了鄭軍的精銳部隊，打開了臺灣島的門戶。
鄭軍敗局已定，遠在臺灣的鄭克塽被嚇得手足無措，施瑯見時機成熟，便對殘留在臺灣的鄭氏余部采取早已計劃好的“因剿寓撫”政策，一邊加緊軍事行動，一邊對鄭氏殘余實施招撫。
鄭克塽的部下劉國軒見大勢已去，勸鄭克塽放棄抵抗，主動歸降大清，鄭克塽反復權衡利弊后，不得已采納了部下的歸降建議。
8月13日，施瑯率清軍登臺，劉國軒帶領文武百官迎接。
施瑯隨眾人到鄭成功牌位前祭拜，高度肯定了鄭氏家族對收復臺灣所做的貢獻，并表示對過往的事情不再追究。
施瑯不計前嫌、公私分明、以大局為重的表現獲得了臺灣軍民的高度認可，至此，明王朝最后一個象征性的據點從歷史上正式消失。
臺灣問題的棄留之爭
收復臺灣后，清朝廷對于臺灣的棄與留問題一度產生了激烈的爭執(zhí)。
施瑯作為臺灣的收復功臣，最早在臺灣的去留問題上是存疑的。
他最早認為，臺灣地處偏遠孤島，原鄭軍舊部較多，日后管理起來恐怕存在難度，所以，在最初提出臺灣的去留問題時，他將自己的疑慮一并上奏了朝廷。
但是，在他到臺灣住了三個月之后，他的態(tài)度發(fā)生了截然不同的改變。
12月22日，他緊急上疏了《恭陳臺灣棄留疏》，在疏中，他全面闡述了保留臺灣的重要性。
劇照
第一點，他著重強調了臺灣在中國海防上的重要位置，并列舉了臺灣在明朝時期就已經是重要的海防要地，明朝官兵曾多次到臺灣追剿海上武裝力量和入侵的倭寇，雖然未在島上長期部署駐防，但卻將臺灣列入了明朝的軍事防御區(qū)。
十五世紀，新航路開辟后，西方殖民者對我國大陸虎視眈眈，臺灣是他們唯一可以輕易拿下攻入內陸的大門。
而臺灣作為“江、浙、閩、粵”的左護，是我國東南海防的屏障。
第二點，臺灣若棄之不守，將重新淪為鄭氏舊部和海上私人武裝力量的巢穴，因當初施瑯剛收復臺灣，一些不愿歸屬的鄭氏舊部紛紛逃亡海外，或者逃到臺灣山區(qū)隱藏，隨時可能形成力量反撲，是一個十分不確定的因素。
第三點，荷蘭殖民者隨時會卷土重來。
事實上，在鄭成功1662年將荷蘭殖民者趕出臺灣之后，他們就一直在尋找機會反撲，甚至向清朝政府提出聯合奪臺的請求，由于清政府并沒有回應荷蘭的請求，才使得荷蘭人不得不班師回國。
在臨走前，荷蘭依然戀戀不舍，放出話來，要等到入夏再過來聯合清政府清剿臺灣。
此時，若清政府棄島不守，荷蘭人勢必會大舉入侵臺灣，將其據為己有。
第四點不能放棄的理由，是臺灣土地肥沃，物產豐富，交通便利，是不可多得的寶地。
臺灣自然條件優(yōu)越，物產豐富是全世界皆知的事情，素有“糖谷之利甲天下”的美譽，17世紀30年代，臺灣的蔗糖已經成為重要的出口商品。
除了蔗糖的出口量驚人，臺灣的糧食產量也十分豐富，遇到饑荒年份，臺灣的糧食還曾支援過北京等地，是“內地一大倉儲”。
最后，施瑯還提出，不能“僅守澎湖，而棄臺灣”。
因為澎湖孤立在汪洋之中，土地單薄，界于臺灣，遠隔金廈，如果失去臺灣，澎湖并不是一個適宜居住的地方，如果要保住澎湖，臺灣是必須要保留的地方，所以，守澎湖，必保臺灣，兩者必須兼顧。
施瑯的這一觀點在其他地方也得到了認可，康熙六十年，在臺灣發(fā)生的朱一貴起義，就充分凸顯了這個觀點的重要性。
將領藍頂元在反對總督覺羅滿保裁剪臺灣駐軍，移往澎湖的議案時說道：
澎湖不過是水上的一小撮沙土，山上不能種樹，地里不能種田，人民更是不能抵抗外敵，他的一舉一動，一草一木，必須依靠來自金門和臺灣的援助，如果敵軍掐斷運輸通道，則不出一兩個月就自己餓死了，是以用作軍事要塞是不足取的。
以上所述種種理由，都不是憑空捏造，康熙經過慎重考慮之后，終于下定決心，留守臺灣，并在1684年，設立臺灣府，隸屬于福建省管轄。
施瑯的野心
施瑯在臺灣去留問題上為何會發(fā)生如此巨大的改變？難道真是他的奏折中所說，單純是為了保護大清的國土不受外族的侵略？其實不然。
早在剛剛進駐臺灣的初期，他就縱容親屬和部下掠奪了大量鄭氏官兵內遷遺留下來的田地，光是屬于他家的土地就有55莊之多。
為了有效管理這些土地，他設立了十處分租館，交給管事收租，如果，清政府放棄臺灣，他這些財產勢必要全部充公，出于私心的考慮，他改變了棄臺的想法。
當然，除了侵吞財務的想法，施瑯會改變主意也與他早年的經歷分不開。
他自幼家境貧苦，即使后來投奔鄭氏父子也是受制于人，而且，當年他雖然脾氣傲慢自大，但是，對鄭氏父子還是忠心耿耿的，卻不想再忠心也比不過小人的挑唆，君臣始終是君臣，加之后來的喪父、喪弟之痛，都讓他牢牢記住了靠人不如靠己的道理。
后來，他被逼投奔大清，最初在北京任內臣之時，生活也是極其拮據的，需要靠著老婆做女紅來貼補家用。
以上種種都讓他明白，擁有自己的專權和財產有多重要。
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何當初他不惜得罪自己的恩人姚啟圣，也要爭取到專政權的用意了。
如果說當初施瑯堅持要攻打臺灣只是為了報家仇，那么，在他正式進入臺灣，發(fā)現鄭氏家族給他留下的一切，以及臺灣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和山高皇帝遠的政治優(yōu)勢，都堅定了他要留下臺灣為自己善后的決心。
獨攬大權，遠離皇帝，在臺灣獨自為政，才是他在人生暮年的遠大理想。
施瑯在收復臺灣后，成為土皇帝，大肆搜刮民財的說法，在首任諸羅知縣季麟光給當時閩浙總督王國安的密告中曾經提到。
施瑯的管事、差官等以鄭氏的營盤田為由，侵占了大量臺灣民眾的田產。
鄭氏將這些田地以營盤田占為己有，不報稅，不上交，僅在諸羅縣境內就有兩三千甲之多。
施瑯的部下，打著施瑯的名號，對一些被侵占田地的老百姓施加壓迫，不許他們上告，否則棍棒伺候。
乾隆九年，新任福建巡撫周學建在辦案過程中發(fā)現，臺灣武官侵占老百姓土地收租現象嚴重，于是上疏朝廷，請求查辦。
乾隆于三月初十下旨，命布政史高山前往福建督查此案。
經調查發(fā)現，在諸多侵占良田的官員中，以施瑯為最多，共計14250畝，占總數的63%。
在《臺灣私法》中記載，施瑯的施候租，僅嘉義廳、鹽水廳和鳳山廳三處就多達三千甲，而這三千甲地僅僅只占了施瑯的五十六莊土地的十分之四而已。
而在道光年間，施候租就已經出售六層產業(yè)，只剩下四層田產，可見施瑯所占的田地至少在七千五百甲左右。
如此龐大的田產和家業(yè)，足以讓施瑯的子孫后代200年不愁吃喝。
責任編輯：Rex_01
